帶著缺口，來到異鄉

我來加拿大，不是因為勇敢。是因為心裡有一個人，我要跟著他。

那時候我在讀大學，半工半讀，在一家生產電機的工廠做工。他叫夏良，比我高一屆，正在讀研究生，做的研究需要用到電機做實驗。我們大學的一位老師，把他介紹給我，讓我幫他找工廠配合實驗。就這樣，我們認識了。那時候我們都在同一所大學——中南工大，在長沙。我學的是化學，幾乎聽不懂，每次要考試了，就硬著頭皮去找他輔導。他從來不嫌煩，一道題一道題地講，我聽不懂，他就換一種方式再講。他每天晚上都來接我，我在教室裡上晚自習，他就站在門口等，不管多晚，不管下不下雨。他家在河南農村，我家在長沙城裡。我們的成長背景完全不同。後來我才明白，我愛上他，是因為他很像我的爸爸——誠實，善良，正直，沉默，把好的都留給別人。

加拿大，第一個冬天

夏良先到了加拿大讀博士。一九八六年，我二十四歲，去加拿大和他團聚。離開那天，媽媽和外婆站在大學的門口送我。我走了幾步，忍不住回頭，她們還站在那裡。一個帶著缺口的女孩，揹著行李，去追一個人，也去尋找一個新的開始。

語言不通，天氣冷到骨頭裡。但最難熬的，不是語言，不是天氣，是孤獨。夏良讀博士，要上課，要做研究，要打工，從早到晚都在學校。我一個人坐在小小的公寓裡，窗外是我不認識的街道，耳邊是我聽不懂的語言。我們沒有車，想吃一頓有肉的飯，就兩個人騎著自行車頂著寒風去唐人街，袋子掛在車把手上，左搖右晃。騎到一半，我忽然笑了。大概是太狼狽了，狼狽到某種程度，就變成了一種荒誕的幽默。

一天十二個小時

後來我開始打工，而且一打就是兩份。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在宜家快餐店，下午五點到晚上九點去同一個商場裡的另一家店，中間換個圍裙，繼續幹。忙碌成了那段日子最好的良藥。我的英文不好，但我特別勤奮，從一個普通的小職員，一步一步做到了經理。那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成就，但那是我在異鄉，靠自己的雙手換來的第一份尊嚴。

那段日子，我們兩個人很少在一起，卻很少吵架。兩個人在異鄉，沒有親人，沒有朋友，沒有退路，只有彼此。那不是浪漫，不是激情，而是一種並肩作戰的信任。他能撐，我也能撐。我們是兩個人，一起撐。

地下室裡的第一套餐具

我們住在一個地下室裡，沒有窗戶，或者窗戶極小，剛搬進去的時候幾乎是空的。後來，通過學校裡一個幫助留學生融入當地生活的組織，我們認識了一對熱心的夫婦。他們第一次來，看見我們的處境，什麼都沒說，只是記在了心裡。過了幾天，他們帶著朋友送來了舊傢俱：一張沙發，一張床。聖誕節的時候，我們收到了第一份禮物——一套餐具。

我拿著那套餐具，站在那個昏暗的地下室裡。那不只是一套餐具，那是一種被看見的感覺。在這個完全陌生的地方，有人注意到了我們。

那一晚，我找到了歸屬

他們家裡很和睦，夫妻之間有一種我很少見過的平靜的溫柔，一種從裡到外的安靜。我很羨慕。我渴望的，不只是物質上的穩定，而是那種更深的、心裡的安定。有一天，我對他們說：“我們可不可以跟你們去看看？”就這樣，我們開始去參加教會的活動，去小組，聽講道。

有一次，城裡舉辦了一場大型佈道會。講道的人說：“神是我們的天父。”父親——這兩個字，在我心裡產生了一種奇異的震動。十三歲那年父親走了，從那以後，我心裡一直有一個沒有父親的缺口，一個渴望被愛、被保護、被接住的缺口。我找過很多地方：在夏良身上，在學業裡，在工作裡。但那個缺口一直都在。那一晚，有人告訴我：在天上，有一位父親。祂認識你，祂愛你，祂一直都在，祂不會離開。

我忽然覺得，我心裡某個地方，軟了。佈道會結束後，臺上的人問：有沒有人願意在這裡紮根。我和夏良對望了一眼，然後我們同時站了起來。像是一個漂泊了很久的人，忽然找到了可以停靠的地方。媽媽那雙跪壞的膝蓋，那三本寫滿禱告的日記——我開始明白，她一生抓著的，就是這個。而我，兜兜轉轉，終於也抓住了。

後來，我們的人生出現了一個意想不到的轉折。那段時間，我們這些留學生常常坐在一起，想念遠方的家，也想著自己的將來。我們離家那麼遠，心卻一直在那裡——那是我們的國家，那是我們長大的地方，那是我們以為會回去的地方。那一年，加拿大政府出臺了一項針對中國留學生的特別政策。學校把我們召集起來開了一個會，告訴我們：如果你們願意申請移民，不需要經過第三國，可以直接在加拿大境內申請，政府會優先批准。

那個會議室裡，很安靜。我和夏良對望了一眼。那一刻，我心裡有什麼東西，悄悄地轉了一個彎。我們沒有想太久。大部分留學生都申請了，我們也申請了。申請遞上去，很快就批准了。

就這樣，探親變成了移民，暫時變成了永久，異鄉變成了家鄉。那不是一個意氣風發的決定，不是一個深思熟慮的選擇。在某種程度上，是時代替我們做了這個決定。但我明白，很多人生最重要的轉折，都不是我們自己選的。是命運把你推到一扇門前，你走進去，然後發現，那裡才是你真正該去的地方。

在最難的日子裡，一個家靠的不是條件，
而是彼此不放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