带着缺口，来到异乡

我来加拿大，不是因为勇敢。是因为心里有一个人，我要跟着他。

那时候我在读大学，半工半读，在一家生产电机的工厂做工。他叫夏良，比我高一届，正在读研究生，做的研究需要用到电机做实验。我们大学的一位老师，把他介绍给我，让我帮他找工厂配合实验。就这样，我们认识了。那时候我们都在同一所大学——中南工大，在长沙。我学的是化学，几乎听不懂，每次要考试了，就硬着头皮去找他辅导。他从来不嫌烦，一道题一道题地讲，我听不懂，他就换一种方式再讲。他每天晚上都来接我，我在教室里上晚自习，他就站在门口等，不管多晚，不管下不下雨。他家在河南农村，我家在长沙城里。我们的成长背景完全不同。后来我才明白，我爱上他，是因为他很像我的爸爸——诚实，善良，正直，沉默，把好的都留给别人。

加拿大，第一个冬天

夏良先到了加拿大读博士。一九八六年，我二十四岁，去加拿大和他团聚。离开那天，妈妈和外婆站在大学的门口送我。我走了几步，忍不住回头，她们还站在那里。一个带着缺口的女孩，背着行李，去追一个人，也去寻找一个新的开始。

语言不通，天气冷到骨头里。但最难熬的，不是语言，不是天气，是孤独。夏良读博士，要上课，要做研究，要打工，从早到晚都在学校。我一个人坐在小小的公寓里，窗外是我不认识的街道，耳边是我听不懂的语言。我们没有车，想吃一顿有肉的饭，就两个人骑着自行车顶着寒风去唐人街，袋子挂在车把手上，左摇右晃。骑到一半，我忽然笑了。大概是太狼狈了，狼狈到某种程度，就变成了一种荒诞的幽默。

一天十二个小时

后来我开始打工，而且一打就是两份。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在宜家快餐店，下午五点到晚上九点去同一个商场里的另一家店，中间换个围裙，继续干。忙碌成了那段日子最好的良药。我的英文不好，但我特别勤奋，从一个普通的小职员，一步一步做到了经理。那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，但那是我在异乡，靠自己的双手换来的第一份尊严。

那段日子，我们两个人很少在一起，却很少吵架。两个人在异乡，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没有退路，只有彼此。那不是浪漫，不是激情，而是一种并肩作战的信任。他能撑，我也能撑。我们是两个人，一起撑。

地下室里的第一套餐具

我们住在一个地下室里，没有窗户，或者窗户极小，刚搬进去的时候几乎是空的。后来，通过学校里一个帮助留学生融入当地生活的组织，我们认识了一对热心的夫妇。他们第一次来，看见我们的处境，什么都没说，只是记在了心里。过了几天，他们带着朋友送来了旧家具：一张沙发，一张床。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收到了第一份礼物——一套餐具。

我拿着那套餐具，站在那个昏暗的地下室里。那不只是一套餐具，那是一种被看见的感觉。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有人注意到了我们。

那一晚，我找到了归属

他们家里很和睦，夫妻之间有一种我很少见过的平静的温柔，一种从里到外的安静。我很羡慕。我渴望的，不只是物质上的稳定，而是那种更深的、心里的安定。有一天，我对他们说：“我们可不可以跟你们去看看？”就这样，我们开始去参加教会的活动，去小组，听讲道。

有一次，城里举办了一场大型布道会。讲道的人说：“神是我们的天父。”父亲——这两个字，在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奇异的震动。十三岁那年父亲走了，从那以后，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没有父亲的缺口，一个渴望被爱、被保护、被接住的缺口。我找过很多地方：在夏良身上，在学业里，在工作里。但那个缺口一直都在。那一晚，有人告诉我：在天上，有一位父亲。祂认识你，祂爱你，祂一直都在，祂不会离开。

我忽然觉得，我心里某个地方，软了。布道会结束后，台上的人问：有没有人愿意在这里扎根。我和夏良对望了一眼，然后我们同时站了起来。像是一个漂泊了很久的人，忽然找到了可以停靠的地方。妈妈那双跪坏的膝盖，那三本写满祷告的日记——我开始明白，她一生抓着的，就是这个。而我，兜兜转转，终于也抓住了。

后来，我们的人生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。那段时间，我们这些留学生常常坐在一起，想念远方的家，也想着自己的将来。我们离家那么远，心却一直在那里——那是我们的国家，那是我们长大的地方，那是我们以为会回去的地方。那一年，加拿大政府出台了一项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特别政策。学校把我们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，告诉我们：如果你们愿意申请移民，不需要经过第三国，可以直接在加拿大境内申请，政府会优先批准。

那个会议室里，很安静。我和夏良对望了一眼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有什么东西，悄悄地转了一个弯。我们没有想太久。大部分留学生都申请了，我们也申请了。申请递上去，很快就批准了。

就这样，探亲变成了移民，暂时变成了永久，异乡变成了家乡。那不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决定，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选择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是时代替我们做了这个决定。但我明白，很多人生最重要的转折，都不是我们自己选的。是命运把你推到一扇门前，你走进去，然后发现，那里才是你真正该去的地方。

在最难的日子里，一个家靠的不是条件，
而是彼此不放手。